猜疑、隔离和信息泄露,武汉返乡大学生的艰难假期


猜疑、隔离和信息泄露,武汉返乡大学生的艰难假期

武汉是世界上大学生人数最多的城市之一。新的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后,已有100多万大学生返乡,成为各地预防感染的重点防控隔离对象。他们面临担忧、歧视和隐私泄露。这种流行病给这群新人上了社会的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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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生第一学期结束时,我买了一张1月13日从武汉到江西吉安的高速火车票。忙碌了一个学期后,我终于能够回家度过美好的一年。

江西和湖北是相邻的省份。据我所知,有五六个人从武汉回到了他们的家乡乡镇。

这时,我在新闻上看到官方消息是疫情可以预防和控制,没有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迹象。学校尚未收到任何相关通知。以前,只有我的导师提醒我们尽量少出去参加聚会。

1月20日左右,疫情开始爆发,各种公众意见蔓延开来。直到那时,我才对从武汉回来的其他学生感到恐慌,并开始主动在家里孤立自己。乡镇药店的口罩卖完了。我在京东只买了两袋口罩,一共十几袋。1月初回家的大多数人不知道需要隔离措施。

然后,乡镇医院的医务人员来找我,让我登记我从武汉回来的具体时间、高铁频率、大学地址、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等信息,让我每天量体温。如果我的体温变化或感觉不舒服,我应该及时报告。

我开始每天按时量体温,甚至一天量十几次。从新闻中,我了解到武汉的疫情越来越严重,我的心情越来越焦虑。我们从武汉回到家,在同学和村民中讨论了与疫情有关的话题。

一个住在河南省的同学呆在自己的房间里,与世隔绝。他突然出现低烧和咳嗽的症状。他立即去县医院看病。由于初级医院不具备核酸检测的条件,医生开了普通流感药物,让他在完成血液检测和其他检测后回家。

当我第一次回到家乡时,我还遇到了一个好朋友。1月22日,她给我发了一条信息,“我该怎么办?我慌了!”疫情加剧后,她因为和我接触,每天都要量体温,那天测得的数字是“37.5”。听到她的话,我感到懊悔,安慰她再观察一天。如果温度没有恢复正常,我们两个会一起去医院隔离。幸运的是,第二天,她的体温下降并恢复正常。

这应该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一天。当我的家人咳嗽一声时,我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我很快问他们是否舒服,并每天监控他们的体温。

看到全国确诊病例的增加,我也怀疑自己是否被感染了。我一直将这种情况与新闻上公布的病人症状进行比较。1月24日,除夕下午,量完体温后,我在温度计上看到:37.5℃。我立即感觉到血涌,整个人变得紧张起来。一直围着桌子说笑的家庭成员开始坐立不安。

我拿出几个温度计,每隔半小时量一次体温,但数字没有下降,反而升到了37.8℃。我迅速打电话给镇医院的医务人员,镇政府联系了县人民医院并安排了救护车。

我在家里战战兢兢地等待着,把手机充电器和水杯等必需品装进背包。在此期间,村干部挨家挨户通知消息:我发高烧,很快就会被送进医院。同时,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寻找我联系过的人。一小时后,一辆救护车开进了村子,村子里所有的人都站在门口远远地看着。我下意识地盖上面罩,迅速上了公共汽车。

汽车发动时,我父亲在后面喊道:“如果有什么要打电话的,早点回家。”

坐在救护车里,这种强力消毒剂闻起来刺鼻但令人安心。医务人员坐在前面,穿着厚厚的防护服,一路沉默不语。农村的夜晚非常黑暗和安静。车窗偶尔会闪烁盛开的烟花。鞭炮和烟花的声音不断响起。我在车里,眼泪从我的眼睛里流了出来。

今年30号晚上,我被救护车拖到县人民医院。江西发起一级反应后,有症状的人

女孩和我都被叫去诊所外面等。我们都想远离彼此。后来,我也进去抽血。医生让我在另一栋大楼里做血液测试和肺部电脑断层扫描。我一路上都很安静,偶尔会遇到一两个头戴面具的人。

在电脑教室里,几个人排队。我走到远处的大厅,等他们说完。一个戴面具的女人走近我,和我说话。我紧紧地蒙上面具,低下头说我已经从武汉回来了。她匆匆往回走了几米,说:“这更危险。”我苦笑了一下,没有再说话。

拍完电脑后,我回到发热门诊,听到护士通过对讲机向对方汇报,“现在有66人从武汉回来了”。我立刻担心我是否会被交叉感染,然后我觉得很可笑。显然,我也是从武汉回来的。

诊所的医生换班,让我在外面等医生的电话。我站在门口通风良好的地方。我旁边有一张凳子,但我不敢坐下。我害怕被感染,也害怕自己感染别人。

半小时后,医生打电话告诉我,我的血常规正常,但我不得不住院几天。让我去感染科的三楼找护士安排隔离室,说武汉理工大学的一个学生想和我住在一起。当我四处走动时,我看到医院没有病房。我质疑让两个从武汉回来的人住在一起是否有风险。医生只说,“你和这个同学很正常。住在一起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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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到达隔离病房时,我发现“生病的朋友”就是我刚刚在发烧诊所看到的那个女孩。隔离病房是一个普通的病房,有三张床和一个卫生间。这个女孩的床和我挨着。

我们收到一个面具并戴上它。我们聊了一会儿。她今年是大二学生,她的名字叫范晓。她住在我旁边的镇上。范晓于1月12日从武汉返回。她在除夕下午也发烧了,晚上被送到医院。目前,她的血常规正常,但突然,她没有带任何必需品。

那天晚上,我们戴着面具睡觉。第二天,我扔掉了用过的口罩,但是医院供应不足,无法提供新的口罩。我和范晓白天没有戴口罩。我们分享了病房里的一切。医院分五天剂量发放阿莫西林、磷酸奥司他韦颗粒和莲花清瘟颗粒。服药后,第二天我的体温下降到36.6℃,但范晓的体温仍然是38℃,下午甚至达到38.5℃。在安慰她时,我担心交叉感染的风险,并开始对医院的隔离安排感到不满意。

同一天晚上,医院护士突然把我转到下一个病房,把我和范晓分开。我担心范晓的情况,问护士为什么。护士只说这是医院的安排,他们不清楚。晚上,我打电话给医生。医生解释说,范晓因水痘发高烧,害怕感染,所以需要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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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隔离的第二天早上,我发现微信上的红点不断出现。许多陌生人想把我当成好朋友。我通过了其中一个,另一个很快发出了一条信息:“听说你被诊断了?”

我解释了我的处境,但没想到会重复同样的话几次。加入我的人也担心同样的问题。我的同学告诉我,我被诊断患有由新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

我不再通过“朋友验证”。我点击了我家乡的微信群,看到了武汉这个县城返乡人员的信息表格,这份表格在各个群体中传阅。上面的列表包含200多人,包括我的信息。

1月24日,在我进医院之前,这张表格开始流传,我父亲也把它转发给了我。当时,我没想到我会成为谣言的主角。

在我的手机上,我还收到了几条匿名短信。其中一个来自福建厦门。我问,“是钟宣雅吗?”我的回答是问对方怎么了。他只是说,“问问你是否没事。”后来,我直接起草了模板,复制粘贴,并回复了这些关注或指控的信息。

一天早上,我收到了20多份申请

大约一个小时前,我去了两个姑姑家,镇政府要求他们来我家隔离。我怀疑我与之有过简单接触的两个阿姨是否会被安置在我家里,与我亲密的家人隔离。如果我被诊断出来,它会增加交叉感染的风险。镇政府官员只回答说这是上述要求。

当村长来送隔离材料时,他对他的家人说:“她读什么书,她必须去武汉读。”房子门口挂着一块红色的牌子,上面写着“在家观察,不要来回走动”。村子派人在通往我们家的十字路口站岗。我们家周围也设置了警戒线。这家人还看到无人驾驶飞行器在门外巡逻。

与我有联系的亲戚朋友每天都打电话给我,询问我目前的情况。如果我被确认从观察中安全释放,他们的隔离将被释放。我的身体状况很稳定。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我没有任何身体问题就不能出院。

谣言仍在传播。乡镇政府没有实时更新的信息渠道来否认谣言。我派了一群朋友来否认我被确诊的谣言。两三天后,我基本上再也没有收到陌生人的电话或短信。

在医院里,每天早上6点左右,护士会让每个人通过传呼机测量体温。量完体温后,我们会把结果反馈给护士。有时候,护士会到病房外面收集体温结果。一天结束时,我们将测试四至五次。这些天我的体温一直保持正常。我没有被安排进行其他测试,也没有离开病房。三顿饭由护士送到病房,早餐是馒头或汤粉,午餐和晚餐是一肉、两蔬菜和一汤。吃完后,一次性餐具被扔进病房门口的垃圾箱。在隔离期间,我每天都会遇到三四名值班护士,并通过电话与医生交谈。

1月27日,医院安排的值班医生进行了第一轮查房。考虑到我已经从武汉回来14天了,我问医生隔离何时解除。医生回答说,“至少需要七天。谁让你从武汉回来的?”我没有再发出任何声音。

天气很冷,但病房里的空调不能打开。厕所里没有淋浴,我只能接收水,但是我没有洗涤用具,也没有换洗的衣服。医院要求我们送我们的家人,但是镇政府对家人和亲戚都采取了隔离措施。我也不敢向其他亲戚和同学求助。我不想让他们来医院的发热门诊,直到我不得不这样做。我不得不选择不洗澡。

幸运的是,我可以用手机联系外面的世界,看我家人发来的食物照片。我提醒自己在医院里尽可能多吃东西。我必须保持良好的态度,不要感冒,以便尽快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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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形势很紧张。医院缺乏医疗资源,每两三天就会发放一个口罩。所以大多数时候,我没有戴口罩,只是把餐巾放在桌子上,然后把用过的口罩的外层放在餐巾上。我有一个从武汉回来的同学。他在下一个城市。当他被隔离时,医院发放了一袋口罩,并被告知每天戴口罩,每4小时换一次。目前,我还没有听说武汉回来的学生中有任何疑似或确诊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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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入住县人民医院的武汉返乡者人数增加,不同病房之间偶尔会共用热水壶。护士没有告诉我水壶是否消毒了。

但是病房每天都要消毒。护士首先将84消毒剂喷洒在地面和桌子上,然后用紫外线消毒半个多小时。这时,我戴着面具站在门外等待。

有一次,我调高音量,对下一个病房的方向说:“我可以添加你的微信吗?”另一方报告了手机号码。这样,我得到了三个合作伙伴的联系信息。

据护士说,我们大楼里有17名隔离人员,包括1例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待观察病例。他们现在都被孤立了。范晓和我一起住了一个晚上,现在情况也很稳定。

对于那些留下来的人来说,因为测试结果显示n

我为每个人建立了一个小组来交换他们的体温和身体状况。每天确诊病例的增加让我越来越不安。我从新闻中看到,有些人携带病毒没有症状,但是他们把病毒传播给了他们的家人。我很害怕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宁愿感染自己,也不愿给家人带来疾病。

镇政府目前希望将那些在家被隔离的人隔离到县城的一家旅馆里。然而,我的祖父母都已经80多岁了。从村庄到县城,要走近两个小时蜿蜒的山路。我担心这位老人受不了这种折磨。目前,这个家庭和镇政府正在谈判。

1月29日清晨,我听到同一层楼有人大声哭着说“我想回家”。护士说,是一名孕妇从武汉回来,被隔离了几天。她的情绪不可避免地不稳定。

1月30日,医生打电话给我们,通知我们所有被隔离在医院的武汉归国人员在入院后至少观察14天才能出院。我问医生为什么是7天前,现在最后期限被延长了。医生说这是医院的安排。

每天看着护士忙碌,虽然隔离期延长了,但大多数人并没有抱怨。医生和护士已经很长时间没回家了。所有照顾我们的医务人员必须等到我们楼里所有的武汉归国人员都被隔离出来,然后他们才能单独回家再呆14天。

那天晚上,我仍然没有得到新的口罩,但是镇政府给我送来沐浴露、洗发水和其他化妆品,第二天早上我还做了第二次肺部CT和第二次血常规检查。由于害怕感染,医院不提供纸质报告,也不采用电子诊断。

结果在下午公布。医生说,我的肺部电脑断层扫描显示感染有一个小阴影,不像新病毒肺炎,不能排除,但所有血液测试,如常规血液测试都是正常的。

医院规定,只有在明确观察到疑似新肺炎时,才能检测试剂盒。我只能观察这种情况一段时间。医生开了六天的盐酸莫西沙星片。

但是医生不知道要观察多久。

这些天,窗外阳光明媚,但医院病房仍然寒冷而寂静。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春天温暖阳光的到来,这种流行病带来的严寒将逐渐消失。

了解更多疫情信息,关注公众数字实录计划(身份证号:甄氏固始1号)。

-结束-

写作|钟宣雅

编辑|张淑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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